根据现在居民和政府的消费支出结构，服务消费在总消费中至少占20%。
美的、万科、海尔等在内的传统大公司纷纷开始"裂变创业"的尝试，鼓励员工内部创业，形成良好的竞合共赢关系，激发员工创新积极性，实现公司业务和管理模式的创新，充分发挥出企业和市场的活力。第六，创业创新的体系呈现生态化，具有产、学、研、用、金、介、政齐备的协同创业创新体系出现，一些地方成为创业创新人才的"栖息地"。
互联网创业已经进入新时代，拥有更年轻的创业者、更广阔的创业平台、更活跃的风险投资、更公平的创业环境以及更年轻的创业者，互联网领域成为新一轮创业创新的主阵地。一方面，"互联网+"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理念的融合，催生了一大批新产业和新业态，产生了新的消费点。由市场环境、法治环境构成的创新创业环境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四是有创造力与创业激情的大学生创业。互联网和传统行业的二次创新，以"互联网+"的形式发展出了"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教育"、"互联网旅游"、"互联网诊疗"等新的经济形态。
中关村附近有32所高等院校，206个国家及省市级科研院所，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供了大量技术创新成果。第二，国际金融危机使大量"洋海归"回国创业，大科技公司管理和技术精英离职创业，返乡农民工掀起"农海归"草根创业潮，政府力推的大学生创业，新一轮创新创业浪潮呈现主体多元化。6.社会投资不足说 这是从社会投资或民间投资提出的问题。
但此后，最终消费率又开始下降，在波动中，直下降到1994年的51.9%，1995年的51.2%和1996年的51.4%，降为历史最低水平。图表给出了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额占GDP生产额的比重）、净出口和误差率（净出口额和统计误差占GDP生产额的比重）的曲线。5.消费需求不足说 这是从消费需求提出的问题。进一步启动经济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最主要的症结在于，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结构发生了严重失调，突出表现为最终消费率已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
归根到底，是低收入限制了消费。而按当年价计算时，情况正相反，最终消费率是上升的、资本形成率是下降的。
显然，分配体制的改革已严重滞后。城市中住宅需求不旺，说到底还是收入不高决定的。只有当真正的中产阶层形成了，而且在人口中占多数，形成纺锤形的分布时，我国的消费和市场才会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就企业的情况来说，我国产业与产品结构的调整年年强调，而进展迟缓，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现在主要是外无市场、内无动力。
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结构主要是指，最终消费与资本形成的比例关系。我们说这一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失调是指，在长达20余年的高速增长中，伴随最终消费绝对额的不断增长，最终消费率，即最终消费额占GDP生产额的比重却在显著下降，近几年来已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价格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国内生产总值最终使用中最终消费与资本形成这一比例关系的失调。近20年来，资本形成率一直处于高位水平，且近年来位势又有上升。
每种比率均以三种价格给出：一是按1952年不变价计算（现有数据为1952-1996年），二是按当年价计算（现有数据为1952-1997年），三是按1978年不变价计算（现有数据为1978-1996年）。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最主要的症结 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结构失调 以上各种不同观点，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探寻了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其二，改革开放以前，最终消费率两次大幅度下降的年份（1958-1959;1970-1978年），对应着资本形成率的上升、资本形成增长速度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上升。这正为分配体制改革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时机。
在这里，社会总产品是指国内生产总值(GDP)。当时，在大跃进中，高积累高投资造成了最终消费率的大幅度下降。1978-1996年平均上升为36.8%，其中，1993-1996年平均高达41.2%。从图表看到，1981年以来，按三种价格计算的最终消费率都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在城镇，在工资结构没有改变之前，要减轻居民在现有收入结构下为购买住房、支付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负担。这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城市的消费结构正处于由吃、穿、用向住、行升级的阶段，由百元消费、千元消费向数万元以上消费的升级阶段。
1978-1996年平均上升为41.3%，其中，1993-1996年平均高达43.7%。对经济形势及相关对策的不同见解 1998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面对国际金融动荡和国内严重洪涝灾害，我们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按1952年不变价计算的资本形成率：1953-1969年平均为30.1%。
经过改革开放之初的大调整，最终消费率又重新有所上升，1981年回升到61.2%（按1952年不变价计算，下同）。按不变价的计算，反映的是实物量的变化情况。
减轻居民支出负担，既包括城镇居民也包括农村居民。但是，多年来，我们却一直没能发展起一个与非国有产业部门相适应的非国有金融部门。应该借这次启动经济的大好时机，积极推进分配体制改革。过去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使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产品结构难以升级。
为此，我们所提出的对策建议可概括为八句话：控制国家投资、直接启动消费、减轻居民负担、增加居民收入、改革分配体制、理顺分配关系、带动社会投资、形成良性循环。而一定的财政投资资金，可从适量地发行国债特别是适量增加建设性专项国债的途径来解决。
其实，人们是对收入差距的非合理拉大不满，包括对依靠高额商业利润轻巧致富甚至非法致富的现象不满，对以权谋私、挥霍公款的现象不满，对国有体制内与国有体制外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满。实际上，人们完全能够理解并期望的是收入差距的合理拉开。
而现在，消费结构的升级遇到了困难。而改革开放之后，最终消费率的这一次大幅度下降，则是在最终消费额的绝对量不断迅速扩大、最终消费增长速度明显提高的基础上发生的。
减轻城乡居民的支出负担，也就等于增加了他们的收入，盘活了他们的储蓄，提高了购买力。按当年价的计算，反映的是货币价值量的变化情况。所以，改革分配体制、理顺分配关系，既是扩大需求面的需要，也是改善供给面的需要。4.有效需求不足说 这是从总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提出的问题。
而处于以上二者之间的中等收入者（大多为工薪收入者和小本经营者），还不能称为中产阶层，他们温饱虽有余，但收入仍不足以购买住房、小轿车等消费品。理顺分配关系，既是减轻居民支出负担、提高居民收入的需要，也是深化改革的需要。
1978-1996年的17年中，最终消费额扩大了3.9倍，年均增长达9.8%。这就是： 其一，改革开放以前，最终消费率的两次大幅度下降，第一次是伴随着最终消费额的绝对下降，第二次是伴随着最终消费增长速度的明显下降。
而与向住、行升级相关的产业，仍需一个过程才能成为支柱产业。1999年，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性、指导性调控目标为7%左右。
